近几年来，海尔集团在创新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平均每天推出2.7项专利，以5469项专利申请雄踞中国企业之首，作为惟一一家中国企业当选国际电工委员会未来高新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所有这些都阐释出海尔作为“民族自主品牌”的真切内涵——永不停止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海尔的目标是创世界名牌，这需要知识产权作为支撑。知识产权是海尔创新战略的基础保障。”近日，在海尔集团总部，面对“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在行动”的联合采访团的记者，海尔集团副总裁喻子达道出了知识产权对于海尔发展的重要意义。
海尔的准则是：只有创造，没有仿造。作为国家首批技术创新试点企业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企业先锋，海尔已确立了自己更具诱人前景的国际创新体系的崭新目标：2006年以前，建成国家级创新示范工程；2008年以前，建成具有更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创新研发体系。对于具有世界实验室意义的海尔而言，技术扩张和升级的步伐是永不停歇的。面对跨国公司对市场和技术的垄断，中国企业要后来居上，就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否则，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加工工厂。早在1987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开始之际，海尔就确立了知识产权忧患意识，并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面对国外公司利用技术壁垒的市场抵制，海尔认识到，一味避开已有的专利是被动的。因此，海尔通过定期的专利跟踪与分析，把握对手研发的主攻方向以及产品的主要技术特征，在开发自己专利产品的同时，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生产。只要新产品具有了知识产权，企业就取得了法律和技术上与国外公司平等竞争的地位。目前，海尔已经参与了86项中国国家标准的制订、修订，拥有企业标准高达5730项。从技术引进到有竞争力产品的输出，再到具有竞争力的世界品牌的崛起；从产品意义上的竞争到技术意义上的竞争，再到标准层面上的竞争，海尔始终坚信，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则是这一决定因素的核心。
1、海尔人人有份——体现“海尔创新”的公平原则
“海尔创新”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海尔人人有份。凡是在海尔工作过的职工，都应当承认他的老板身份，即便已经过世，作为老板的遗产其子女还可以继承。“海尔创新”不是现有职工更不是少数管理人员瓜分集体财产的借口。海尔创新的价值追求，还历史一个公道，给未来一个信念。
2、股份不可退出——体现“海尔创新”的效率原则
股份公司制度也叫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社会化生产发展需要的一种财产组织方式，“海尔创新”的财产组织方式完全可以采取股份公司制度的形式。“海尔创新”的目的是发挥所有制的激励机制功能，增强公司活力，提高公司效率，不是支解为适应社会化生产发展需要已经积聚起来的规模经济，所以作为单个老板的资本只可转让或继承而不可退出。
3、“休克鱼”也是老板——体现“海尔创新”的普遍原则
“海尔人人成为老板”不仅仅指海尔本部的职工，也应当包括被海尔兼并或重组的工厂即被海尔激活的“休克鱼”的职工也是老板，体现“海尔创新”的普遍原则。 原“休克鱼”职工也是老板，这并不意味着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比方说，某“黄河”牌电视机生产厂，经营到2001年资不抵债，亏损1.5亿人民币；海尔重组该厂，承担1.5亿债务，还负责出“海尔”品牌（0.5亿）、出海尔技术（0.5亿）、出海尔管理经验（0.5亿），海尔出资实际是3亿人民币。该厂重组后向银行贷款正式投产，年终决算，扣除各种成本和税收，净收益是0.45亿人民币；假如原工厂有3千职工，人年平均工资是3.5万人民币，工资总额为1.5亿人民币；这样，参与收益（0.45亿）分配的资本就应当是4.5亿（3亿+1.5亿）人民币。 原“休克鱼”的职工如果看好新公司的发展前景，想扩大参与收益分配的份额，办法有三个：一是直接拿钱投资；二是把收益转化为投资；三是发明创造、搞技术革新。海尔出资的3亿人民币是物化劳动，如果没有新的投入，每年属于海尔本部的收益又全部取走，那么，未来的被激活的“休克鱼”无论规模有多大，收益有多少，海尔本部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就是3亿人民币。
“海尔创新”与环境的关系，既不能无原则、无所作为地迁就环境，也不能妄自尊大、自以为是地改造环境，应当选择“彼此适应、相互提高”的新的生存与发展理念，创造性地适应环境。
1、“海尔创新”与现存法律、法规的关系
“海尔人人成为老板”的创新决策首先考虑的问题是与现存法律、法规是否有抵触。如果有抵触，就要按照程序上报有关机构，通过试验，获准才能普遍实施；如果没有抵触，就放胆去做。 按照现存法律、法规，海尔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海尔人人成为老板”属于企业内部的体制变革，不需要请示谁；这种变革不会对国家税收带来负面影响，也不会伤害职工的利益；所以“海尔创新”可以放胆去地去做。
2、“海尔创新”与政府、私人老板的关系
“海尔人人成为老板”就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按照贡献多少把海尔存量资本量化到个人，但是，海尔存量资本中还包括政府、私人两个老板历年资本的沉淀，所以“海尔创新”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私人两个老板的关系。
（1）海尔存量资本中的政府存量资本。政府存量资本主要指青岛市政府无偿或低价拨付给海尔用于扩张的土地。评估政府的存量资本应当明确两点：其一，承认海尔存量资本中有政府存量资本这个客观事实；其二，无偿使用土地吸引资本特别是吸引外资，这是各地政府普遍推行的政策，不只是对海尔一家是这样，所以评估时要进行横向比较。 政府存量资本的处置方法，既可以算作股份，也可以算作债务，但最好算作债务，公司中保留政府的股份，弊多利少，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2）海尔存量资本中的私人存量资本。海尔集团中有个上市公司青岛海尔，海尔存量资本中的私人存量资本就是指“股民”的投资。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处理。青岛海尔存量资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集团历年收益（利润）的沉淀；二是私人资本历年收益（利润）的沉淀；三是青岛海尔职工历年收益（剩余价值）的沉淀。青岛海尔职工资本量化的方法，既可以直接量化青岛海尔历年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收益，也可以同集团一起量化存量资本。无论采用那种办法，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不会伤害私人资本的利益。
3、“海尔创新”与海外本土化子公司的关系
海尔是一家跨国公司，现在已经有本土化了的子公司，随着海尔的不断拓展，在世界各地将会产生更多的本土化子公司。“海尔人人成为老板”的改革方案是不是必须推行到国外的子公司，这就要谨慎行事了。处理这个问题，要把“海尔人人成为老板”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分析，弄清两者的区别和联系，便于我们了解制度创新所需要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资本主义”是对如下两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一种是说参与股票交易的人越来越多，另外一种是说人力资本理论主张的活劳动参与收益分配。第一种现象与“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没有共同点，不用讨论；人力资本理论与“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有联系也有区别，需要我们把握分寸。 人力资本，顾名思义就是承认人力是资本。既然是资本就要增殖，所以必须参与收益的分配。比如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企业的职工。但是，人力资本理论涉及对象一是管理阶层，二是技术人员，并不包括普通打工者在内。也就是说，在人力资本理论的逻辑体系里，只是“白领”阶层的劳动力是资本，而“蓝领”阶层的劳动力不是资本。“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是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是以整个活劳动所有者为讨论对象，管理者的劳动力是资本，技术人员的劳动力是资本，打工者的劳动力理所当然地也是资本。这就是区别和联系。 子公司本土化决定的因素是管理层是否认同海尔文化。这里的认同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亦步亦趋地照搬总公司的任何决策。海尔文化的精髓是“海”，是最大的包容性。所以，子公司管理层赞成“海尔人人成为老板”就做，不赞成就不做。
按照现行法律，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而股东的身份又是由谁拿了多少钱来确定的，所以打工者是排除在股东之外的；而公司的最高决策结构董事会只是规定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海尔创新”承认劳动者“人人是老板”，那么，股东会和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就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海尔创新”对公司治理效果产生的积极作用更是人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理论是两权分离。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无论是资本家私人所有制还是国家官僚所有制，所有权对经营权的监督和控制，都属于来自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按照斯蒂格利茨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最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应当是来自内部的即来自职工的监督和控制。可是，打工者是雇佣工人，老板的利益受到损害，关我们打工者什么事？这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内部人控制”愈演愈烈、不可遏止的最深层次的原因。“海尔创新”承认“人人是老板”，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与内部的监督和控制有机结合的新的监督和控制模式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就可以降到最低限度。
国有企业改革至今没有实质性突破。1997年党的十五大过后，国有中小企业刮起了一股“一卖了之”之风，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很快，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发文“不卖了之”；时过若干年，国有大型企业刮起了“MBO”之风，又出现国有资产流失，“郎咸平热”过后，很快，现在是国家国资委发话了，不允许“MBO”。经过这么两次折腾，所谓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战”不但一无所获，相反，作为旧体制的基础和堡垒国家所有制更加“坚固”了！
时自今日，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步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反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一派，所要维护的是国有资产被“腐蚀”；反对国有资产“腐蚀”的一派，所要期望的是国有资产被“流失”。所谓“流失”就是通过暗箱操作和不等价交换把国家财产变为私有财产，所谓“腐蚀”就是通过“寻租”把国家财产变为腐败分子的黑色收入。当然，这话说得有些绝对了。比方，以中共中央党校王珏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人，既反对国有资产被“腐蚀”，也反对国有资产被“流失”，可惜，这不是主流观点。以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新公有制理论”是中国目前的主流观点。
“新公有制理论”是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结盟的特权理论即权贵资本主义在理论上的表现，是反映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详细分析见拙文《中国经济理论界价值偏好扫描》、《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与运行作形式——兼与厉以宁教授商榷》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后一道难关透视》）。在“新公有制理论”那里，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蚀”是一个铜钱的两个面，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搞承包制、搞租赁制、搞“破三铁”、搞一卖了之、搞“MBO”、搞现代企业制度等，都逃不过国有资产被“流失”和“腐蚀”的命运。为什么？道理十分简单。无论怎么改革，都是两个老板在那里做交易，或者是在为交易做准备。私人老板资本积累希望成本最小化在情理之中，政府老板是继起层老板，相对于国民来说本质上还是“内部人”。“内部人”与私人老板勾结起来侵吞国家财产，各得其所，何乐不为？有效监督吗？根本无法实现。“家贼”（“内部人”）难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两个老板有时因利益分配太过失衡，矛盾也会公开并白热化，比如，2004年的“郎咸平热”主流就是两个老板的代言人在吵架。如果有人觉得这些话有点“难听”，那么我们就要问，国有企业改革到今天，国有企业职工一无所有的雇佣打工者的身份和地位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主张“国有化”的同行或许不以为然。国有企业目前效益这么好，还改革什么？国有企业目前效益好说明不了什么实质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们政府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指导下，通过“抓大放小”把一批资不抵债、挽救无望的中小国有企业当包袱扔给了社会，大是怎么抓的呢？资本扩张，通过包装上市“圈钱”实现了低成本资本积累；资本经营，通过“债转股”和强行挂帐，掩盖了资不抵债实情；资本收益，通过行政垄断国民经济急需和必不可少的行业，不但实现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而且经济效益、职工收入出奇地好。这种靠牺牲多数人利益、完成政府政治目标的国民经济发展思路，将来的后遗症是什么现在还说不准，但它目前直接带来的两个负效应怎么处理就十分棘手：一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成为“两极分化”的代名词，把一部分职工向工人贵族方向引导，造成劳动者队伍的分裂，那么，新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群众基础在何处？二是因为政府上市“圈钱”和向银行借钱不还，破坏了最基本的金融秩序信用关系，导致大批社会资金向地下金融涌动，政府是应该“堵”还是应该“疏”？
如果我们把“海尔人人成为老板”的改革模式，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切入点，国有企业性质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国有资产被“流失”和“腐蚀”的可能性有多大？谁个高兴谁个不情愿？坦率地说，这些问题除了利益判断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理论可以讨论的了！
杨振宁教授说，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是我们民族不讲形式逻辑。这话有道理。中国经济改革停步不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改革的总体思路不讲形式逻辑。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虽然不科学，逻辑却无懈可击。单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行为主体，不存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交换，生产要素自然不用参与收益分配；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垄断了资源社会配置的权利，单个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按劳分配成为可能：尽管按劳分配是平均分配，但能在理论上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感。可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只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国家所有制不但要保留其主体地位，而且继续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按劳分配还作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体现。这种不伦不类、毫无章法、不讲逻辑的思维方法是我国目前各个系统功能紊乱、市场无序、行为失范的总根源。
1、市场门槛为谁而设置？
我们把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源社会配置方式、劳动产品分配原则割裂开来，以为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孤立存在，似乎劳动产品或生产要素通过市场配置就叫市场经济。这样的认识太肤浅、太浅薄了。
这种肤浅、浅薄的认识，导致我们根本不懂得市场门槛为谁而设置。现在的市场门槛，对于政府官员来说，进去如入无人之境，老百姓呢？政策规定：凡是外国人能进入的，原则上老百姓也能进入！这不由得我们想起解放前上海外滩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现在不同的地方是，制定规则和守门的是华人自己，但是，像这种带有明显殖民文化色彩、伤害民族尊严的条款竟然成为我们的市场准入制度！殖民文化与封建文化一样，本质上都是特权文化，这些有毒的细菌为什么那么容易地寄生在我们制度和官员的身上，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透过物的关系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资源社会配置的方式，资源配置是人在配置，揭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内涵不能脱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考察。社会发展史给出的结论是：资源社会配置政府官员说了算叫计划经济，老百姓自己说了算叫市场经济。所以我们说，市场门槛应该放在政府机关的大门口，而不应该放在老百姓的家门前。只是“官场”老百姓才应该“无事不登三宝殿”。 如果承认市场门槛是为政府机关设置的，那么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国有企业要不要改革和怎么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要不要转换和怎么转换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2、劳动工资为何物？
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双轨制分配制度。如果不打社会主义旗号，如果不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并不打算对它说三道四，因为这种逻辑混乱且不公道的双轨制分配制度，就是被马克思驳得体无完肤的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的翻版。
为什么说双轨制分配制度逻辑混乱？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要素不参与分配，现在前提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把按劳分配改变为工人得工资，这根本不是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说，而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嘲弄。按劳分配与工人得工资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理论体系里内涵根本就不相通的两个范畴。那么，工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又说双轨制分配制度不公道？
工资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工资是劳动力所有者投资的“本钱”。劳动力所有者的工资作为一种投资，只收到“本钱”，不参与公司红利分配，没有得到回报；物化劳动所有者投资后，一般都能连本带利按期收回，更多的是“一本万利”、“空手套白狼”；双轨制分配制度不合理不公道的要害就在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什么呢？首先，分配所指对象是收益而不是计入产品成本的工资；其次，分配尺度是社会贡献而不是活劳动的劳动时间；所以其三，劳动力所有者和劳动条件（生产资料）所有者都有贡献，都有权利参与收益的分配。社会的分配制度是按贡献大小分配的单轨制，“海尔创新”就是这种分配制度；如果私有制企业政府不能强制推行这种分配制度，可国有企业非这样做不可，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3、国家所有制姓什么？
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理论界，最不讲逻辑、最莫名其妙、最荒唐的莫过于把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把民有制等同于私有制！
海尔是不是民有制，海尔是私有制吗？把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美国有没有国家所有制，英国有没有国家所有制，我们凭什么说它们的国家所有制“没有改变生产力的资本属性”，我们的国家所有制就是公有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资本叫官僚资本，我们的管理国家机器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因为不叫官，叫公仆、叫公务员，所以国家所有制就是公有制？这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邓小平否定计划经济体制所进行的类比，我们为什么只死记硬背基本结论，而不“举一反三”研究其逻辑思维方法呢？
符合逻辑是需要人类共同遵守的思维规律。如果你不与社会接触，不走向世界，关起门来说什么、做什么，那叫“自娱自乐”，别人当然管不着。现在开放了，国家同世界接轨发生困难，埋怨别人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恐怕不是单方面的原因；经济理论界问鼎诺贝尔奖无缘，就说那“葡萄是酸的”，这已经不是“自娱自乐”，而是甘愿堕落的“自欺欺人”了。
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这是最起码的逻辑常识；国家政权作为上层建筑其性质决定于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最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于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既是逻辑常识，也是马克思经济学常识，因为马克思明确说过，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特殊的“以太”、是普照的“光”，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和比重。
那么，怎么完整、全面地界定国有企业的性质呢？
其实，国有企业既不姓“公”，也不姓“私”。以社会分工和价值判断为识别标准，国有企业就是官僚资本，这是它的自然属性；官僚资本的社会属性决定于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比方说，经济基础若是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占主体地位，决定国家政权姓“资”，国有企业姓“资”，其他经济成分包括合作社和个体经济在内，社会属性都姓“资”；经济基础若是地主所有制和农民小生产占主体地位，决定国家政权是封建主义的，国有企业姓“封”，其他经济成分包括资本家私有制、合作社和个体经济在内，社会属性都姓“封”；经济基础是“海尔模式”、“横店模式”和“职工持股模式”这样的生产关系占主体地位，决定国家政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姓“社”，其他经济成分包括资本家私有制、个体经济和外资在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质，要么是奴隶主义，要么是封建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无缘。这个不偏不倚的逻辑结论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吧？
国有企业不姓“公”，对国有企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就不应当再有意识形态障碍。用“海尔创新”改造国有企业，今后会有国有资本但不可能再有单纯的国有企业，因为企业里劳动者人人是老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民有制为主体），这样的资源社会配置方式（老百姓说了算），这样的社会分配制度（按贡献大小分配），就逻辑完整性来讲，可以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媲美，至于是否科学，当然应当由实践来检验了。
实践怎么检验？资本家作为老板主导社会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政府当老板主导社会也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了，其间经过多少成功与失败，又受到多少人的呵护和关爱，我们不去追述了。现在，我们主张劳动者当老板并主导社会，不需要特别的照顾，只需要起点机会均等、过程操作公开、完事结论公正就行了。中国改革开放搞了“特区”，现在那些“特区”基本已经“同化”了。我们能不能以长江为界，拿半个中国做试验？这会有什么风险和危险？把国有资本存量中本该属于劳动者的那一部分存量，像“海尔创新”那样，量化到每个劳动者身上，存量资产既没有“流失”到私人老板和外国老板的荷包里，也没有“腐蚀”到贪官污吏的保险柜里，而是完整无损地在正常运行，相反，却“落实”了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奋斗目标，我们还害怕、担忧什么呢？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唯一宗旨，我们总不至于“叶公好龙”吧？！